「四·一二」反革命政變,蔣介石叛變革命,血雨腥風。進步學生習仲勳不畏白色恐怖,投身革命洪流。在劉志丹發動殲華起義的鼓舞下,習仲勳領導“兩當兵變”,雖然失利,但歷經磨礪,他與劉志丹、謝子長等共同創建陝甘紅軍,開闢陝甘革命根據地。正當革命如火如荼時,杜衡執行極左錯誤路線,習仲勳等險遭生死厄運,毛主席率領中央紅軍到達陝北,拯救了陝甘紅軍。隨著抗日戰爭爆發,黨中央以陝甘革命根據地為出發點,領導全國抗戰敵後戰場,期間習仲勳帶領陝甘寧人民發展建設根據地,保衛邊區南北大門,毛主席贊其「始終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」。日寇投降,蔣介石又挑起內戰,習仲勳率西北局軍民堅定保衛勝利果實,協同彭德懷指揮延安保衛戰,三戰三捷,為全國戰場奠定了戰略勝利基礎。新中國成立,習仲勳積極推動國家團結與經濟發展,不斷改變西北貧苦、落後面貌。不久後,習仲勳調任中央,他深情回望故土,揮舞西北群眾
1927年,「四·一二」反革命政變後,陝西富平各校師生組織悼念李大釗的愛國活動,14歲的共青團員習仲勳積極參與其中,得到老師嚴木三的賞識,但因年齡不夠,未能正式入黨。6月,馮玉祥開始在陝西“清黨”,馬鴻逵威逼利誘想要拉攏劉志丹,遭到拒絕。10月,陝西清澗起義震動了三秦大地,影響深遠。1928年初,習仲勳考上三原的省立三師。
習仲勳等三師學生在武廷俊的領導下,積極參與愛國運動。反動的訓育主任魏海借助「巴豆事件」逮捕了習仲勳等9名愛國學生。獄中,習仲勳堅持鬥爭,正式入黨。1928年5月,劉志丹等領導渭華起義,聲勢浩大。6月,習仲勳等被捕學生被送往西安軍事裁判處,在獄中聽到了渭華起義及劉志丹等革命者的故事,備受鼓舞。
陝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同情愛國學生,釋放了習仲勳等學生。回到家中,父親習宗德身體每況愈下,不久即離世。1929年,陝西大災,瘟疫橫行,習仲勳的母親也在這一年離世,習仲勳作為家中長子,扛起了照顧家中弟妹的重擔。劉志丹回到陝北,和謝子長等秘密開會,決定要用「三色理論」繼續發展革命力量。1930年春,17歲的習仲勳受組織委派,前往駐在長武的西北民軍,秘密開展兵運工作。
在長武軍營,習仲勳和李秉榮、李特生等積極團結下層士兵,壯大組織。省委習仲勳等商議,決定利用部隊換防的機會發動起義。1932年4月初,部隊抵達兩當縣城,在省委特派員劉林圃、習仲勳等領導下,兩當起義爆發,起義部隊決定北上找劉志丹。兩當起義的部隊不斷遭遇反動武裝的圍追堵截,境況艱險。習仲勳被派去尋找部隊過河的船隻,不久即聽到起義部隊被打散的消息,悲痛欲絕。
習仲勳回到富平匆匆見了叔父一面,輾轉一番後,經由同鄉周冬至得知紅軍遊擊隊就在照金,決定去找劉志丹。在照金,習仲勳先後見到了謝子長和劉志丹,重新找到了黨組織。在照金,劉志丹和習仲勳促進膝長談,總結經驗教訓。劉志丹鼓勵習仲勳失敗是成功之母,下一步還是要搞武裝割據,建立根據地。民團「圍剿」照金,習仲勳帶領特務中隊堅守根據地。
由於隊伍中出了叛徒,遊擊隊只得退往渭北根據地,並與黃子祥、黃子文等堅持鬥爭。1933年初,習仲勳奉調返回照金,到紅二十六軍工作,得知劉志丹等被「左」傾的政委杜衡撤銷了職務,十分不解,劉志丹反而寬慰習仲勳,團結第一。習仲勳、金理科和李妙齋決定將薛家寨作為發展紅軍遊擊隊和根據地的基礎,遭到杜衡批評。隨後,劉志丹和習仲勳等內外結合,粉碎了反動派的另一個「圍剿」。
在反「圍剿」的戰鬥中習仲勳負傷,被老鄉李老栓所救。杜衡探望重傷的習仲勳,堅持帶領部隊南下渭華地區,習仲勳堅決反對,讓杜衡失望。在紅二十六軍會議上,杜衡蠻橫地通過了部隊南下的決定。杜衡率紅二十六軍南下,遭遇敵人重兵圍堵。杜衡怯戰,溜之大吉,劉志丹只得帶隊伍進入秦嶺山區,保存力量。
因叛徒出賣,陝西省委在福盛樓開會時被國民黨特務突擊抓捕,杜衡等被捕叛變,陝西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。危急時刻,王泰吉部、紅四團、耀縣遊擊隊匯聚照金,但因為缺糧,矛盾暗湧。陝甘邊特委在照金陳家坡召開會議,解決幾支武裝的統一領導問題,黃子祥等雖有不同意見,但被習仲勳等說服,幾支武裝最終形成了統一的領導。
三支武裝最終形成合力,打退了前來「圍剿」的反動民團。此時,劉志丹、王世泰等也終於回到了照金,陝甘邊革命情勢迎來轉機。劉志丹、習仲勳等總結紅二十六軍南下失利的緣由,決定用「狡兔三窟」的辦法開展三路遊擊區,隨後劉志丹率部隊跳到南梁地區,習仲勳等堅守照金。包家寨會議後,紅四十二師在南梁打開了局面。習仲勳也來到南梁,深入農村調查研究,和群眾打成一片,建立健全了基層黨組織。
國民黨民團瘋狂抓捕劉志丹的家人,習仲勳派人救他們。劉志丹和家人匆匆見了一面後,再次踏上戰場。1934年7月,謝子長率領的陝北紅軍和陝甘邊紅軍在南梁會師。隨後,謝子長在清澗反「圍剿」戰鬥中受重傷。11月,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成立,習仲勳當選主席,並和劉志丹等親密合作,制定了十大政策,不斷發展壯大蘇區。
1935年2月,謝子長犧牲前,劉志丹前去看望,二人長談,決定要盡快將陝北和陝甘邊兩塊根據地聯合起來,壯大陝甘紅軍和根據地。國民黨軍對南樑大舉“圍剿”,習仲勳單槍匹馬吸引敵人,與劉志丹配合,轉移群眾,牽制敵人。顧林等受「左」傾路線影響的同志,在南梁一帶開展查田運動,出現錯定成分的問題,習仲勳等發現後及時制止。1935年9月,陝甘紅軍和紅二十五軍會師,組成紅十五軍團,取得了勞山戰役的勝利。中央紅軍長徵到達哈達鋪,毛先生從報紙上發現了陝北紅軍的消息,最後決定到陝北去找劉志丹。
顧林等奉命對陝甘蘇區黨政軍機關展開錯誤“肅反”,審訊劉志丹、習仲勳等高級幹部,陝甘蘇區形勢危急。劉志丹、習仲勳等被關押,絕望中,劉志丹鼓勵大家相信黨。1935年10月下旬,陝甘支隊到達陝北吳起,及時制止了錯誤“肅反”,劉志丹、習仲勳等被釋放。1936年2月,劉志丹率紅二十八軍東徵。
在三交鎮的戰鬥中,劉志丹不斷靠前指揮,偵察敵情,不幸中彈犧牲,裝殮在一口薄棺 中,被軍民抬回了保安。在環縣工作的習仲勳得知了劉志丹犧牲在東徵前線的消息,策馬東馳,宣洩悲痛。1936年9月,習仲勳被中央派往旬邑,擔任關中特委書記,幾個月時間就打開了局面。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不久,國共聯合抗日,八路軍準備東渡黃河。習仲勳從關中徵兵,補充到了一二〇師,並見到了彭德懷、賀龍、任弼時等人。隨後到富平家中,匆匆見了叔父和妹妹一面後,返回旬邑,投入工作。
1939年初,國民黨開始“防共、限共、反共”,不斷製造磨擦。5月,國民黨旬縣縣長和魏海沆瀣一氣,命人阻止八路軍榮校傷員過境,並打死打傷多名榮校人員,製造了「旬邑事件」。習仲勳等人和魏海談判,義正詞嚴,據理力爭,揭穿了頑固派的陰謀,怒斥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戰,積極反共。面對國民黨的經濟封鎖,西北局要求關中分區積極組織運鹽。群眾在運鹽中遇到難題,習仲勳積極幫忙解決。